第一次讀鍾曉陽，是剛升高三那段時間，將冷未冷的初冬，堂姊忽然和我聯絡。隻身在台北，將滿十八歲，我約略猜想到堂姊的用意，卻不能十分確定。有時候也單純作想：堂姊大學延畢，五年級朋友凋零，準備考ＧＲＥ的時節，和高三的我一起念書也許最適合吧。
我們往往約在師大夜巿的咖啡館內念書，夜讀深了，聊電影、聊搖滾樂、逛書局、也逛漫畫屋。萩尾望都是堂姊介紹我看的，也許是某種補償作用的心態，我自知我的喜好受她影響很深，Pink Flyod、David Bowie、Pulp、Suede、Nick Cave，這都是她原先喜歡的事物，而後都成為我的。記得有一天晚上待在政大書局，我站在洪範的架子前，隨手翻了一本書，叫「普通的生活」。那是鍾曉陽的短篇精選輯，第一篇是二段琴、第二篇是流年、第三篇是哀歌。打開第一頁，讀到的是：
「莫非的胡琴，說起來真是長長的一段事情。太長了，一切都沒有的時候，先有了它，一切都消失了後，剩下了它，整個世界，不管是朝上還是朝下，總是往前去的，而且不斷的翻新。獨有那胡琴聲，是唯一的一點舊的……」
後來買了那本書回家，讀完了，借給了沁，沁去了法國，書我也不打算取回來了。一本本蒐集了鍾曉陽其他的書，該有的都有了。〈二段琴〉我是常常重讀的，倒是〈流年〉便只看過那麼的一次，鍾曉陽受張愛玲影響很大，這是後來讀《遺恨傳奇》時，在王德威的導讀裡知道的。現在兩廂比較，倒好像真的有點張愛玲極短篇〈愛〉的韻味，在什麼事都還沒發生以前，獨獨遇見了那麼一刻，然後便這樣完了。往後的日子裡惦記著、反側著，卻什麼也沒有了，只能默記著那一聲：「哦，你也在這裡嗎？」
但要說它們是同一回事嗎？不如說天下事大抵如此。張愛玲於我沒有任何影響，但〈憶真真〉、〈未亡人〉、〈阿狼與我〉這些故事永遠銘印在我心頭，不需要翻閱任何紙張，卻永遠在特定的時刻，在記憶中自顧自地從頭說起。好像我們心中能夠有的，都給她先說盡了，還有一些我們心中尚不明白的，她也說完了。方才枕在床舖上隨手讀了，翻身坐起來，頭一個念頭覺得自己不應該在這樣的夜晚讀這樣的書，畢竟有那麼多事還沒做，卻失了力氣，只覺得心裡很苦。
和堂姊往來周旋的日子很快地便過去，現在已經不再有影響的效力，對當時的我來說，卻是人生裡最重要且最巨大的關卡。夢境、焦慮、猜疑、機會和命運。關關難過關關過，撐過去也就沒了。現在的生活輕鬆自在，但當時願意關心我的人很多，昨天郭璇說她突如其來地想念我，於是我今天也撥了電話給她。她說：「昨天和黃子庭聊起那些曾經無比重要的人如今都一一失去了聯繫，我於是便想到了妳……」
今天下午和余峰走在往唐山路上的時候，我指著巷道風景，不經意地說：「之前我在這裡遇見大光，大學四年來第一次走在路上遇見他。那一刻我突然覺得，曾經在高中時代佔據那麼一大片生命的那樣一個人，之後完全地船過水無痕，無論是在心靈上或是在生活裡，都一點痕跡也沒有。」用一秒鐘確認自己的心意，又加重了力道重覆：「真的是一點痕跡也沒有。」
余峰說：「也許以後我也會變成這樣的角色。」
一邊嘲笑他，一邊下樓右轉，轉進店裡便看見安庭的身影。我們站在文學區裡聊天，我指著書店西側，說：「餅人現在進唐山都去那邊。」余峰說：「啊，終究是分成社會科學類，和文學類的這兩側。」我說：「其實我也很久沒來這裡了，我也都去那邊。」
「真奇怪，和你用這種方式講話，還是會覺得滿好玩的，但聽到餅人用以前的方式講話時，我只會莫名火氣。」我說，余峰後來頻頻求證，到底什麼叫「餅人的方式」。
後來陪安庭一起去用午餐，聊同學會的嘴炮、又聊起大二去阿里山遊玩的泡麵爭吵。告別安庭，往文學院去，轉進校門口的時候，不知道怎樣地，我向余峰說：「但我覺得，之後上了研究所，和餅人一定會是在同一個生活圈裡。」然後我們笑著說：「也就是藍士博相關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終究無論去了哪裡，都還是有聯絡的法門、共同的話頭。其他萍水相逢的，無論曾經如何重要，都難以為繼，也無法發揮影響。現在我是愈來愈倦了，以至於口舌不清，看著自己滿紙荒唐贅字冗多，卻覺得不吐不快，好像硬生生地被奪走了什麼，其實說穿了也沒這回事。
我們心中都藏著千山萬水
蜿蜒曲折 難以攀行
不是順著兩行淚水
就能找到方向
也不是借著一聲再見
就能辨出歸途
我們迷失
是因為山崖水際
月出 月落 沒有痕跡
蜿蜒曲折 難以攀行
不是順著兩行淚水
就能找到方向
也不是借著一聲再見
就能辨出歸途
我們迷失
是因為山崖水際
月出 月落 沒有痕跡
在此我並沒有想念任何人或者任何事，這些人事與我的本質不合，畢竟無法久留於生命之中，這早再清楚不過了。只是覺得這一剎那間彷彿比什麼都還要長，若不說點什麼，好似難以打發過去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