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 The Air》

「我不信任摘要，不相信任何一種悄悄掠過時光的舉動，任何自稱已掌控敘事內容的偉大說法；我想人若自稱瞭解卻分外平靜、若自稱筆端帶著平靜回顧的情感，那他必是愚人兼騙子。瞭解就是顫慄。回顧就是重返舊境、心碎欲裂！……」──Harold Brodkey, Manipuulations（頁215）

於是再也沒有人知道馬洛利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破曉離開帳篷後是否站上峰頂，雖然法蘭西斯‧楊赫斯本爵士在書中輕輕地回憶道：「但他腦中一定浮現過『通吃，不然就全化為烏有』的想法……」（頁239）一步一腳印的爬升已經如此不易，以完好的生命下降到平地卻更加艱難，活著，然後說出一切的故事，在理想冒險界中寫下明星記錄，聖母峰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正午被紐西蘭人希拉瑞和雪巴人丹增正式攀登。峰頂已經有人站上去過了，接下來要比劃的是攀登的方式。

Jon Krakauer以記者的身份加入由羅勃‧霍爾帶領的商業性遠征隊，打算深入報導這種以商業利益為主，負責將各種能力不一的客戶送上峰頂的嚮導公司生態，預定攻頂的前一晚，他在對氣候的擔憂中超然地感受到：人們將個別攀別，不以繩索相連，彼此之間也不會肝膽相照，每一位客戶都是為自己參加的（頁161）。在其他的狀況下他擅長單獨做出決定，為自己負責，但在八千公尺高的山頭，他已習於聽從嚮導絕對的命令。然而，在稀薄的大氣中，判斷力、智力、專注力、記憶力全都消失了，登山者在缺氧的情況下做出生死攸關的決定，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出發攻頂的四支遠征隊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微小的錯誤的累加導致好幾起致命的結局，在海拔八千公尺以上，他們之間互相拖累，也在氧氣耗盡前互相分享，一些沒有活著回來的人曾在救援行動中展現非凡的英雄氣概，世界最高的巔峰就在眼前，通往巔峰的階梯上死者無數，但更多人無法放棄眼前的峰頂，死在回程的道路上，嚮導的任務是兼顧每位客戶安全與夢想，然而，規定折返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小時，在暴風雪中，霍爾看見道格‧韓森的身影出現在最後一段上坡路，他沒有像前一年一樣，以嚮導的身份、以安全的考量命令他折返，「照洛普桑的說法，霍爾將韓森的手臂架在自己脖子上，扶著軟弱無力的韓森走完最後十二公尺路到達頂峰。他們只在上面待了一兩分鐘，就回頭走上漫漫的下山路。」（頁225）通吃，不然就全化為烏有……

生還之後，Jon Krakauer試圖重建遠征途中發生的一切細節，每一名隊友的存活與死亡都有深刻的意義，在一片混亂中，他試圖釐清安迪‧哈里斯的死是否和他有因果上的直接關聯，霍爾扶著道格登頂不久，安迪‧哈里斯最後終於搞清楚至少有兩支氧氣筒仍然是滿的，他苦苦哀救另一支費雪隊的洛普桑帶氧氣給困在希拉瑞之階，逐漸失去生命的霍爾和道格，忠誠的雪巴人洛普桑一心想援救費雪‧史考特，往下走之後，他回頭看見安迪沈重地慢慢走上頂峰脊（頁227）。直到事隔半年的訪談中，Jon Krakauer和洛普桑交換記憶，終於發現當時他目睹從冰坡上跌下的人是洛普桑而不是哈里斯，而他在西冰斗發現的模糊的冰爪也不是安迪留下的，安迪往上爬找到了霍爾，把冰封的氧氣筒交給他，然後就消失了，只留下一把冰斧。氧氣筒讓霍爾在高山上多撐了一個晚上，從無線電中關心客戶們的安危，救難行動放棄之後，霍爾盡可能輕鬆地向妻子說道：「嗨，甜心，但願妳是舒舒服服在床上蓋得暖暖的。妳近況好嗎？」「我愛妳。好好睡。請不要太擔憂。」

「到聖母峰之前我連喪禮都沒參加過。死亡始終是假設性的觀念，是抽象思索的念頭。如此少見的天真無邪遲早一定會被打破，但事情終於發生時，由於死亡人數實在太多，震撼遂擴大了好多倍：整個加起來聖母峰在一九九六年春天一共害死了十二名男女，打從七十五年前登山客頭一次踏上峰頂至今，這是單季最高的死亡人數。」（頁273）「這是將冒險理想化的活動；圈內名人向來是引頸就戮卻又指望臨時倖免的角色。登山者這種人絕不以審慎知名。」（頁277）「難免有人要我就遠征提供成熟的判斷，那種話在我們大家與事件距離仍近時是絕對說不出來的……」（頁269，Apsley Cherry-Garrard,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敘述一九一二年慘敗的南極遠征）

倖存下來的人們有些受到社會的譴責，有些人繼續走向其他的山峰，消殞在其他的山頭，踏上巔峰然後生還，如此嚮往仍然吸引著冒險的人，專注於某一件事物足以令人淡忘生活中所有其他的瑣碎，尤其眼前任務直接關係生死。聖母峰再也沒有消失於Jon Krakauer的心頭，他懷抱著生存者的歉疚，不斷回想、不斷重述與再分析，他強烈相信這個故事非講不可，他自我理解、自我分析，於無數的細節中試著重建死者的心理活動與登山路線，全書二十一章，若說他在敘述的最初曾經保有全知的自我，那樣安全的理性距離也在第十四章之後逐漸消失，他在極度的疲憊中重返四號營，擔憂自己是否能活著下山，恐慌地在帳篷裡縮成一團，帳外，十九名男女仍然被困在風雪中。

一點一滴累加的細節偏差最後導致了悲劇，在客觀的重建中，Jon Krakauer試圖釐清哪些錯誤恰恰就是關鍵性的錯誤，人們或許會做出錯誤的決定，依憑著信念也會在不適合的情況下做出錯誤的行動，但是對於已經發生的既成事實，它赤裸裸地呈現在那裡，就算以各種後見之明覆上一層層或對或錯的評價，就算評論的口吻有多麼超然、多麼愷切、或者多麼難辭其疚，事件的存在本身仍然不會有任何改變，仍然以它自我無可扭曲的存在直接撞擊當事人的心靈，沒有含義、沒有啟示、也沒有另一種可能性，緊貼著背脊存在於後方，無論自以為往前邁進了多少步，自以為在治癒的過程中發現多少積極性的意義，一旦回頭，仍然發現自己置身其中，仍然為不能改變的事件再一次心碎。更加不幸的是，悲劇不容分說地降臨在所有人的身上，於當下同舟共濟的人事後卻只能懷抱著自己單獨的回憶，事件可以被解釋但那將會是無法交流的個人解釋，正如費雪‧史考特的妹妹憤怒地指出：「我讀到的是你自己的自我狂亂掙扎，想弄清事件的含義。無論你做多少分析、批評、判斷或假設都不會帶來你所尋找的平靜和心安。沒有答案。沒有人錯，沒有人可苛責。每個人都在特定時間的特定情境下盡了全力。誰也無意傷害別人。誰也不想死。」